总的来说，军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和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异不断加深，经济波动越来越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繁荣党领导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