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以来，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加速推进，明确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军情的实际至关重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能起到助推的作用。如何理解“战区主战”和“军种主建”，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海湾战争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1990年8月，伊拉克全面入侵科威特，并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拒绝撤军。1991年1月，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在完成代号为“沙漠盾牌”的紧急赶赴沙特阿拉伯布防任务后，发动代号分别为“沙漠风暴”和“沙漠军刀”的空中和地面攻势，沉重打击伊拉克军队并解放科威特。

　　在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空中力量通过38天的连续空中打击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和通讯中心，全面压制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对伊军地面部队造成沉重打击，而在最后4天的地面战中，以美军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多国部队地面力量始终掌握战役主动权，成功迂回包抄并且重创了集结在科威特及伊拉克东南部的伊军地面部队主力，其中包括装备精良的所谓“共和国卫队”，完全实现了解放科威特和对伊拉克军事力量进行惩罚性打击的战略目标。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爆发于冷战末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关键阶段的海湾战争，不仅彰显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为中东地区局势演变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军事领域，海湾战争具有更为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其集中体现了在美苏冷战时期长期军备竞赛的推动下，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例如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以及各军兵种和联合作战理论和战法的发展，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与运作。可以说，海湾战争为后冷战时代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指引了方向，引领了后来新军事革命的先声。

　　美军军改奠定“打赢”基础

　　二战之后，基于历次战争和应急行动的经验教训，美国的军事体制不断调整。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包括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正式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战略决策机构和职能部门。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则初步分离了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部的职能。

　　而在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成为近三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这一法案明确了从总统、国防部长到战区的指挥链，进一步强化了战区司令部对于配属给本战区的各军兵种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同时根据该法案，军种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军种部队的日常装备、建设与管理。通过以上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的军事体制初步具备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特征。

　　毫无疑问，海湾战争成为这一体制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战争考验。

　　海湾地区处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这一司令部是冷战时期成立最晚的战区司令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在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美国于1980年组建应对中东局势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1983年，美国国防部将其升格为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包括19个中东和海湾国家在内的任务区，并指定了战时配属部队。中央司令部因此成为与太平洋、欧洲等战区司令部平起平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由四星上将指挥。

　　然而，与其他战区不同的是，中央司令部成立时，美国并未在中东地区获得永久军事基地，中央司令部只能设在位于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下属的海军司令部则设在夏威夷。两伊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维护海湾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的安全，临时加强了海军兵力部署，为通过战区的油船护航。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迅速收缩。1989年，美国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自愿接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时，很多上级和同僚都对他不选择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一展身手而感到困惑，足见中央司令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边缘地位。

　　施瓦茨科普夫到任后即开始重新评估战区所面临的综合态势，修订应急作战计划。经过调研，施瓦茨科普夫判断，伊拉克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潜在威胁。在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的支持下，他说服高层决策者在新的战略规划中加入这一判断。中央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修订也随之启动，并在海湾危机爆发前夕实施推演。虽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新版作战计划修订并未完成，但毕竟为战时应急反应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