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分层级的“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的优势是执行效率高、动员能力强，事权、财权和干部任免权主要由上级部门主导，这就在实践中形成了“对上不对下”的分层级权力体制。

这种压力机制对广泛动员当地资源，发挥地方政府及下级部门的积极性，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负面后果就是导致了地方政府和部门短期行为盛行，难以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条件和工作基础，使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步在基层积累，环境污染、民生滞后、信访压力、数据造假等问题层出不穷。“对上不对下”的分层级权力体制还造成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空转。

在自上而下的分层级“压力型体制”下，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成了评价各级组织和个人“政绩”的主要标准，并与地方财政增长和干部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了一种异化扭曲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在传统决策体制对发展规划及目标的合理性缺乏统领，地区、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前提下，“层层加码”就成为体现政绩效果的必然追求。

对于“层层加码”现象带来的消极后果，政府体系内部和社会各界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基本判断的，但是为什么这种现象会长期存在，甚至在一些部门和地区愈演愈烈呢？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机制的缺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贠杰发表于2016年7月（下）《人民论坛》，原题：“政府治理中 层层加码 现象的深层原因”]

中美投融资期限错配

资产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匹配是公司金融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大规模投资，而金融系统的发展相对滞后。本文试图研究微观企业在中国滞后的金融系统下如何解决长期投资的资金问题，从而在总量上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基于中国与美国的比较，本文发现，中国的长期投资速度高于美国，而中国金融市场提供的长期融资却较少，期限也更短，且大部分流向了资产期限较长的领域，导致中国在宏观上呈现严重的用短期融资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以1998-2013年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中国在企业层面同样存在期限错配问题，而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

进一步，本文考察了中国企业期限错配与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在金融市场上，长期融资能力强的中国企业期限错配程度较低，并且不同于美国企业，中国企业的期限错配程度不受长短期资金利差的影响，而与预期货币政策一致。本文揭示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期限错配并不是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的财务策略，而是根源于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备、利率期限结构不合理以及货币政策不稳定等制度缺陷。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期限错配问题需要在这些制度成因上下功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白云霞、博士生邱穆青，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发表于2016年第7期《中国工业经济》，原题：“投融资期限错配及其制度解释——来自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比较”）

贸易开放与碳排放转移

库兹涅兹曲线显示，196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N”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对中国人均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每提高1%,人均碳排放量增加0.3%。投入产出模型揭示,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27.1亿吨,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39.76%。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碳排放最高,占出口碳排放21.2%。依次为化学工业(1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68%)、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7.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翠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史丹发表于2016年第7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原题：“贸易开放与碳排放转移:来自中国对外贸易的证据”）

美国宪法的全球推广

美国宪法自制定之初就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但美国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初期逐渐实现全球传播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美国宪法的传播可分为有意传播和无意传播。无意传播是在美国没有进行推介的情况下，移植国自行学习和接受美国宪法，是“无心插柳”。这一方面是基于美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宪法 有助于解决二战后一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意传播则与美国为推广宪法而采取的行动有关，可谓“有心栽花”。美国主动推广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期外交战略的需要，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推广的机制不尽相同。此种推广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制宪咨询和“帮助”，甚至是通过施压乃至强制来实现。美国宪法的传播并不完全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过程，它同时也是美国运用多种方式积极推广美国模式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也并非完全独立运作的封闭体系，而是深嵌于整个世界格局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婧发表于2016年第7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原题：“美国宪法全球传播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