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稳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于该“大是大非”问题，固然存在不同维度的理解。但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合意的经济增速应是与就业目标紧密相关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过程中，就业却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随经济下滑而下滑的情况。这与之前GDP保八、保就业的历史时期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传统教科书的“奥肯定律”不符。 2、我们尝试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两个维度理解上述“异常”现象：一方面人口加速老龄化是GDP增速下台阶的重要原因，但客观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制造业向服务业较快转移过程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拉低了经济增速，但能吸收相对更多的就业。 3、当前就业暂无大碍，要容忍GDP的一定下行区间。既然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那么在就业问题并不突出时，不必过度担忧去产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应适度加大结构改革力度，慎用过度的总需求政策。此外，就业是经济中相对滞后的指标，一旦结构性因素减弱或经济大幅下滑，原本的周期性规律还会凸显，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仍将返回常态。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实现了6.7%的增长，尽管呈现出逐步下滑的态势，但与其它国家相比，该增速仍处在较高的绝对水平。中国究竟应该实现多快的经济增速，其合理的上下区间是多少？稳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固然存在着不同维度的理解和诠释。但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合意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与就业目标紧密相关的。2016年，李克强总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明确表示，“我们说稳增长，实际上是为了保就业”。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也有类似的表示，“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此前原总理朱镕基也有类似表述。 尽管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逐年下滑，但就业市场似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随经济下滑而就业下滑的情况。这与之前GDP保八、保就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传统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奥肯定律”不相符合。如何客观评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整体状况？如何理解经济持续下滑而就业却“异常”稳定的现象？对此，我们试图从两个维度进行深入的原因剖析：一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视角，二是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从而，为科学探寻经济增长合意区间和正确把握政策力度等提供些许思路。 一、经济下滑过程中的就业究竟如何？ 由于可得性的原因，我国一直缺乏劳动力市场的可靠统计数据。为了相对客观地评估近年来我国真实的就业状况，我们尝试从多个指标维度进行交叉验证。 一是从求人倍率来看就业市场基本稳定。2011年以来，我国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00之上，并未随经济增长率下滑而下滑。而在这之前，2001-2004年，求人倍率随经济增长率提高，从0.65提高到0.94；2004-07年，求人倍率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上升到0.98，仍低于1.00；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四季度，求人倍率快速下跌至0.85，2009年二季度上升到0.88，2010年上升到1.00。2011年后，一直保持在1.00之上。 图1：求人倍率与GDP增速持续背离
二是就业调查数据显示就业基本稳定。据人社部统计，2016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7%。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保持在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上半年全国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基本上稳定在5.2%左右，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总体比较稳定。据人社部的调查，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中，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化工等行业，多是化解产能过剩或环境治理的重点行业；确有一些企业出现岗位流失和减员现象，总的来看涉及范围不大，人员分流平稳，未发现普遍性的裁员潮；目前没有出现外出务工农民因为企业关停大规模返乡的现象。 三是工资增速印证就业基本稳定。首先，农民工工资增速仍然较快。2009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2.6%。2014和2015年分别增长9.8%和7.3%，尽管其增速较2010-2013年有所放缓，但仍高于GDP名义增速。其次，2014年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工资分别增长11.3%和9.5%，2015年分别增长8.8%和10.1%，增速也均高于GDP名义增速（8.2%和6.5%）。 图2：工资增速总体高于名义GDP增速
四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近年来对下岗、失业、返乡潮的相关报道较少，或许也从侧面说明就业市场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各种证据相互印证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放缓但就业保持基本稳定的客观事实。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趋势性背离，我们认为，可以从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迁两个视角进行剖析。 二、如何理解增长与就业的背离I：人口结构变化缓解就业压力 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引致经济增速下滑，另一方面却缓解了就业压力[1]。具体地：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其原因在于老龄化社会里劳动力人口数量与资本存量的下降趋势难以逆转[2]。尽管由于各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科技创新能力等都存在差异，老龄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仍存在着一定争议，但对于老龄化进程较快、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能难以抵消因总劳动人口数量和资本存量的下降，及其对总供给和潜在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冲击。从中国情况来看，其老龄化程度之快、程度之深都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65岁及其以上人口从7%上升到14%所需要的时间，需要25年左右，而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World Bank，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