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和上海的《新民晚报》为例，运用叙事分析的方式观照我国当代城市新闻媒体对于情感女性这一群体地再现或是集体素描，并分析了这些“再现”对于该群体指社会身份形成即在城市社会所获得的文化认可所造成的意义和影响。基本发现是：两家报纸情感讲述都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进而产制了高度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不同点是，女性两家报纸的类型化女性形象差异巨大，其中前者得到最频繁呈现的形象是“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形象”，经历故事主要是婚外恋、三角恋、多角恋，后者主要是“中性角色叙事”经历故事主要是“婚姻问题”、“恋爱问题”。这些叙事和形象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

　　关键词：情感讲述 再现 女性形象 叙事分析

　　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说：“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和扭曲的。他在《公众意见》的前言中，特意提到柏拉图的寓言；洞穴中的囚犯从面前的墙上永远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只看到世界的反映，然而，这些反应就是囚犯们的世界。李普曼指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世界，然而，这些反应便是构成我们对世界的图像的基础。”[1]

　　在此理论基础上，西方新闻学家认为，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再现场所，甚至可以说，大众传播的过程，即是“再现”的过程（representation）。传统上，新闻往往被视为对“真实”的客观反映，甚至被认为是真是本身，而不是“再现”。这一转变主要是受到当代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理论和哲学认识等的影响，近年来，新闻作为文化产品的性质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当代的传媒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新闻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事实的再现，新闻史文化再现的重要领域和机制（Pietikainen&Hujanen,2003）”。[2]将新闻视为符号系统和文化产品，将新闻文本视为文化建构，叙事被认为是新闻再现的重要工具，可以研究新闻的再现方式。

　　本文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和上海的《新民晚报》为例，运用叙事分析的方式观照我国当代城市新闻媒体对于情感女性这一群体地再现或是集体素描，并分析了这些“再现”对于该群体指社会身份形成即在城市社会所获得的文化认可所造成的意义和影响。基本发现是：两家报纸情感讲述都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进而产制了高度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不同点是，女性两家报纸的类型化女性形象差异巨大，其中前者得到最频繁呈现的形象是“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形象”经历故事主要是婚外恋、三角恋、多角恋，后者主要是“中性角色叙事”， 经历故事主要是“婚姻问题”、“恋爱问题”。这些叙事和形象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本文比较了两家报纸的差异性女性情感形象“再现”与其社会化形象构建后，提出改善女性形象报道。

　　本文样本取自《楚天都市报》“情感讲述”2005.10.9-2005.11.8共30个样本和《新民晚报》2005.10.1-2006.9.31共37个样本。

　　一、情感女性叙事化类型分析
　　从收集的样本来看，两报关于女性的情感讲述报道存在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可以分别概括为：受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受爱护叙事和中立叙事，另外还存在两种较为常见的混合叙事类型：“受难&负面行为”叙事及“受难&受爱护”叙事。这些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对情感女性的类型化“再现”。

　　受难叙事的典型叙事可以这样描述：女性正在经历或者已经收到了种种磨难。主要表现为女性在情感中受到某些伤害，虽然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但是主要表现的是受伤害，这方面的报道主要有三种：一是女性情感受到玩弄，被男性抛弃或欺骗；二是女性有着非常悲惨的遭遇，如初恋情人死去或爱人死去；三是女性被男性施暴，或堕胎等身体受到伤害。

　　负面行为叙事的典型叙事可以这样描述：女性做出种种具有负面意义的举动、行为或带有某种负面品性等。主要表现为女性在情感中抛却社会道德，破坏自己或他人家庭，当第三者、情妇，在情感上的种种非理性或贪图利益的行为。这方面的报道可以分为下面三种：一是女性与已婚男性发生恋情；二是女性利用男性的同情或感情，获取利益；三是女性出于无知或弱智陷入某种不正当情感。

　　典型的“受爱护”叙事可以这样描述，女性受到某人的照顾或特别关怀。在这类叙事中，男性或家长往往是实施与或赐予幸福的主体。典型的例子有女性遇到某个男性，受到其照顾和女性受到家长的照顾。

　　典型的正面叙事则表现为：女性从事了具有正面评价的行动或带有特定的正面品性等。典型的例子有：女性帮助或救助男性朋友，女性坚守爱的承诺。

　　在这些基本叙事之外，还存在两种常见的混合叙事，一种是“受难&负面”叙事，一种是“受难&受爱护”叙事。前者的典型表现是：女性在“受难”的同时，也是在从事某种负面行为，例如“女性爱上她人老公，浪费青春”，后者的典型表现是：女性在“受难”同时或之后受到某种爱护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