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我认为留学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全球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部近代中国留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学习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并逐步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之中的历史。早期的留学史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与救国自强相结合的留学运动史，留学生们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留学成为了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密切相关的一项事业。实际上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教育直接在中国留学生那里孕育出了改革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留学生们也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异国和母国的多重身份转化中，他们也常常会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拿德国为例，早在清末的时候，1876年李鸿章曾派遣国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天津海防各营的下级军官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被看作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开始。这之后，中国赴德留学人数不断增加。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有众多赴德留学的著名人士，包括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周恩来（1898—1976）、朱德（1886—1976）等，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辜鸿铭（1857—1928）、蔡元培（1868—1940）、陈寅恪（1890—1969）、宗白华（1897—1986）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蔡元培、陈独秀（1879—1942）、胡适则分别代表了当时自欧洲、日本和美国归来的留学知识团体。他们对西方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就更多了。并且，在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1928—1940），大部分重要的成员都是曾经的留欧、留美、留日的学生，在科学以及文史方面把握着学科的重要方向。1949年之后，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中国只往东德派留学生。直到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后，才又开启了同西德大学的交流。1990年两德统一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学生、学者交流进一步加强。今天除了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外，很多的大学在中国都直接设有驻京办事处，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学生前往德国留学。

　　改革开放之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留学生教育开始迅速发展，一开始主要是外国各种基金会的支持。这些曾经的留学生，如今在不同的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他们记录下留学期间的难忘而珍贵的经历，介绍当时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这些留学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留学生的目标并不在留学本身，最重要的是留学经验以及他们对人类其他文明的认知。

　　曾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留学生们的回忆录，与一般的游记还不一样。一般说来，留学生们对西方社会、思想了解得更深入。游记是印象式的描摹，很少像这些留学生，不仅会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当时的生活进行回忆，对社会情况进行系统性的阐释（其中包括对学术史来讲非常重要的史料），还常常介入文化比较的理性模式。一部留学史蕴藏着有关对自我与他者认知、文化冲突与融合等等的无尽命题，是对文化冲突、适应、吸收、涵化、嬗变及传播的研究。在这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之中，由于受到母体文化的影响，留学生们对曾经的留学国文化的译介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留学史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包括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在内的国内几家高校都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留学生们留学之前的经历以及从海外归来之后的贡献和影响，而对他们在异质文化中求学这一影响重大的经历却常常一笔带过。实际上，对有关留学生留学经历的文献档案的挖掘、整理、运用，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研究工作。除了要进行新理论的引入和方法创新之外，国内留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没有深入挖掘各种文献史料，尤其是国外的档案。此外，1949年以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总人数超过10万人，而我们近年来的研究往往只集中于很少的一部分“精英”。因此，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留学史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文献资料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