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虽然对国家前途有非常多的分析，对现有的决策力量有各种各样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更多的聚焦对策性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评论式的漫议，评论是非常容易的，比较轻松的，但是当你掌握全局数据，掌握各方面公开和不公开信息的时候，当你面对两难选择的时候，最重要是做出权衡。

通过这么多年的感受，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很多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么多秘密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每个人的决策充满了谬误，或者充满了非常自大的部分。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比较全面的观点上，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黑天鹅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逃生之路。所以，我们给北大金融校友会做了一个定量，我们要致力于将全球的智慧和中国的决策者进行链接，将全球的创新思想和中国的执政能力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产生核聚变。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国产业转型到底如何去做，如何让众多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或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中国精英能够进入国家的决策进程和产业转型进程。我想很多的校友都有一个抱怨，很多事情是国家的游戏、政府的游戏，不是我们的游戏，所以大家很多时候有一种失落感、抛弃感或者旁观感。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五年有所转变呢？从我们目前接触到或者参与的市场来说，存在这样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无可避免的要遇到全球性的重大风险和危机，无可避免的要在不久的将来遇到中国经济的比较大的困难和挫折，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不可能选择离开这个国土，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志在必胜的策略性、务实的操作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么，政府供给侧改革思路是什么？到底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产业机会？企业应该怎么样转型？政府的思路是这样的，通过国家各方面的资金，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浪费掉的，我们支持一些公共的研究平台，通过这些公共研究平台选择好重大的产业方向，而不是自发的去产生。当然有很多观点，所谓国家的导向总是错误的。我们把一百个也好、一千个也好重要的产业筛选出来以后，国家给予比较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众多企业进入这个产业的风险和压力，像国开行1.2年息的以及国家财政方面贴息的政策支持扶持产业，当然这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北大清华真正有实力有能力的这些企业家，而不是那些政策套利的搅局者，来帮助这些企业真正成长，这样形成几十个或者上百个新供给侧的产业，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带动多链条的增长。领导人是下了决心要改掉过去错误的引导，我想这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坚决不鼓励投机，特别是证券市场，我们对于涉及反腐的任何商业行为要加大惩治的力度，行贿关系会冒巨大的风险。李克强总理也讲鼓励工匠精神，创新是他一直倡导的，是中国转型的钥匙。这里我只是做一个强烈的暗示，我们的很多校友主要获得暴利的途径就在二级市场，无数人关注借壳，无数人打听各种各样题材的消息，我们借助证券市场规则的很多空隙，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这样一条路径在过去非常成功，也造就了非常多的百亿级、几十亿级的富有。但是我们参与的很多内部讨论，感觉到监管的风暴就是要来临了。所以，我们看到证监会出了关于并购重组借壳的重要的新的规定，那么这些新的规定仅仅是开始，当这些规定非常严格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很多模式的门被关上了。

政府过去的支持倡导的产业是不是都失败了呢？我经常听到同学谈论，政府最好不要管，政府不管的领域都成功了，政府管的大力倡导的，不管光伏还是风电都产能过剩了。这个观点其实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有非常正确的一面，但是其实也有忽略的一面。坦率的说任何一个产业，比如光伏，如果没有政府大力的扶持，不可能迅速成为几十亿的产业的，正是因为政府国家方面给了光伏很大的支持，所以有一批产业可以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风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风口，就错失了机会，如果这个风口已经见顶的时候再加入那就是失败者，你就是成本的承担者。对于失败者来说，他会认为政府的扶持没有用，扶持得越多产能越过剩，我们输得越惨，但是很早套现的胜利者，他们在期望下一个政府扶持的机会。所以坦率的说，这些问题的结论，这些假设问题的结论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只不过没有人跟我们说真话而已。

在目前的经济困难情况下，中国企业家未来的重点，相当大一部分存在于政府政策产业支持的方向，这个前提就是全球的增长曲线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08年12月份，我们举办了一次金融危机的投资论坛，当时我在论坛上做的演讲，判断战后20多年的经济增长曲线出现了拐点，这个拐点就意味着过去那种单项的增长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短期的，至少是6、7年以上的。所以我当时联合北大复旦的校友，成立了一个金融危机对策研究中心，我以这个身份连续工作六年。我们判断，这个经济危机不是V型，至少是一个W型的，也就是会在底部出现不断的小起伏小下降，这些W长期拉平就是L型，什么时候走出去？不取决于我们的货币政策，最终的动力取决于产业调整，全球的产业调整。这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理论上的判断。

从2008年到现在，7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所谓的经济学小流派的推断，我们的想法其实和前两年贾康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搞的新动力（爱基,净值,资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或者有很多共识的地方。也就是在全球增速已经明显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在所有的货币政策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其实是需要一种新型的，我们不能叫凯恩斯主义，应该有一种新型的新工业主义，来主导产业转移。我们讲的新工业主义和我们教科书上看到的，或者和美国的理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展开，这个争论非常大。

我们就讲具体的东西，作为企业家，最关心的，理论上如何创新，到底怎么样去挣钱，怎么样去转型？机会在哪？这是最务实的。所以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预判，我们判断的根本是什么？习主席讲，或者在很多会议上不断听到决策者和决策者身边的重要人士、权威人士在讲四句话，“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为困难多而不作为，不能因为有风险而躲避，不能因为有阵痛而不前”。

如果我们熟悉毛氏语言或者习氏语言，我们就应该准确的理解到这几句话后面藏的决心和决断，所以一定要打破幻想，一定要断臂求生，一定要果断前行。

在权威人士讲话之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点，已经从过去的稳增长，确实转移到 “三去”，要加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每一个去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都意味着极大的疼痛，有下沉压力。所以我们从智库给决策者的报告来说，已经不再关注7%、6%了，甚至对于5%点几也不给予第一位的关注了。重要的是结构性调整，因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从智库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高杠杆风险，如果说其他的风险意味着我们损失一些钱，但是过高的杠杆和债务就意味着崩盘，是生死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住防止系统性危机发生的底线。为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在艰难的两难选择中做出选择，很多的券商首席经济学者或者无数的研究者在争论，其实就是在这两个选择之间进行猜测，进行选择，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导致宏观政策不断的猜测和议论，导致了股票走势非常的不清晰，因为你不知道决策者在哪一方面会下决断。如果我们猜中了，股票就可以挣大钱，企业转型就应该有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两难选择的一个结论之一就是，去杠杆必须部分的放弃稳增长，要下决心去做这件事，僵尸企业必须退出。昨天吴晓灵司长就讲到该破产的要破产，大而不倒的企业要破产，连银行也准备要破产。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