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终身教授是没有硬性规定要退休的，背着双肩包行走在校园里的孔飞力教授精神矍铄，在课堂上神采飞扬，看不出健康有什么问题。

2016年2月15日21点42分，我从微信上看到孔飞力先生逝世的消息，甚感震惊和悲痛。我和孔飞力先生是有师生情谊的，起源是我于1999年攻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海外中国学方向博士学位，把孔飞力先生的中国史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从此开始追踪他的学术动态。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我在哈佛燕京做visiting fellow，孔飞力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将我的博士论文呈献给他征求意见，并修读了他在哈佛开设的两门课程（“阅读中国档案” 和“海外华人”）达两个学期。回国后我也通过电子邮件跟孔飞力先生保持着联系。与孔飞力先生的过往一幕幕浮现脑海，如此真切,恍若眼前,不料从此竟成追忆。

我与孔飞力先生的第一次会面，是2004年9月在哈佛东亚系他的私人办公室，其时他在东亚系系主任位置上。孔飞力先生迎出门外，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我握手，说：“你就是龚咏梅？”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几封e-mail，我把我的研究计划在其中全盘告诉过孔飞力，能够得到哈佛燕京visiting fellowship,关键就是这个研究计划被认可，而且也一定得到了先生的支持，所以见到久闻大名的传说中的孔飞力先生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办公室面积并不大，堆满了书。我把我的博士论文草稿呈给先生，他立即打开来看，并且马上发表了意见。一个是他发现我在论文中提及了他父母双亲的记者身份和作品，那都是我在google上搜到的。孔飞力先生发出了“你连这个都知道啊！”的惊叹，他的神色变得柔和而深情，以手指摩挲着那一页，镜片后的双眼长时间地注视那页，似乎有点湿润。

然后他发现我把他对“叛乱”（Rebellion)一词使用存在误解，叛乱在中文语境中往往是站在官方史学立场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孔飞力告诉我，他完全是在中性的立场上使用该词，相反他对类似的下层士绅领导的“官逼民反”的抗争运动其实是充满同情的，这在我以后上他的“阅读中国档案”课程时关于湖北崇阳县生员钟人杰起义的评价上得到印证。他告诉了他的中文名字由“孔复礼”改为“孔飞力”（或“孔菲力”）的趣闻，70年代末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有中国学者告诉他“孔复礼”是“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不太好，最好改名”。我告诉他《叫魂》在中国很火，中国学者很推崇此书。孔飞力却平淡地说：“是吗？美国只印了5000册。”接着他谈起了他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这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处女作，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影响，连书评也没有一篇。他说“中国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这个提法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我博士论文中有一个自己对他中国历史40年研究生涯的分阶段概括，即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脱胎换骨”这一“一以贯之”的主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到80年代中期，研究中国社会近代因素“胚胎”滋长和“胎动期”；

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至1990年，解剖1768年“叫魂”案，透视“悲剧性近代前夜”的“母体”；

第三阶段，1990年代以来研究“现代国家的起源”，对“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考察，重在剖析“换骨”；

第四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海外移民史本身是中国近代以来商业化、城市化的结果。这一认识是我在导师朱政惠先生反复诘问之下思考寻觅出的结果，内心不是很有把握。所以我当面向孔飞力先生阐述了我的这一看法，孔飞力沉吟思考了一阵，然后说他觉得我的概括有道理，他自己还从来没有这样通盘地考虑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轨迹。我说我们认为他是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的代表人物，他表示自己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好像对“中国学家”这个头衔不“感冒”。后来我访问过傅高义先生，发现他对“中国学家”特别是“汉学家”这样的称呼也很不“感冒”，而更喜欢被叫做“社会学家”。

第一次会面十分愉快，我们完全用英文交谈，孔飞力先生甚至称赞我的英语口语在中国学者中“很好”，而我也发现他的中文阅读水平要远远高于口语，更愿意用英文交谈，但后来在讲课中他还是会用中文说个别单词。他建议我听他的课，我也正有此意。要经常跟他单独面谈毕竟不现实，先生很忙，每次见面都需要事先跟他的秘书蔡小姐预约，等着见他的人可是排着队的。“阅读中国档案”是哈佛的经典课程，我们读的是他选编的厚厚的“朱批奏折”，另有一本他编写的英汉对照词汇手册。上课之前我们都要认真预习，翻译成英文，上课的时候每个同学都要轮到一段段的翻译，然后他讲他对档案的分析。有一次他问：“为什么这些奏折前面都要抄录一大段其他人奏折的内容？不断地重复别人的话？”我们无人能答。孔飞力说，这是官员为了自我保护，层层因袭，如果有问题，责任可以推到别人身上。中国官僚制度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平衡，皇权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大大地夸赞清宫档案按主题分类编纂的优越性，这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回忆起写作《叫魂》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朱批奏折的情景，说关在一个小小的不透风的小屋子里，很热，那时根本不知道会写《叫魂》，而是为了研究清廷内部的通讯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当我们评说《叫魂》等作品的成就时，特别感佩美国学者运用社会科学诸多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中国历史，而当我就此求证于孔飞力时，他却不置可否，不愿在这点上多谈。也许，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姻，在这位费正清、史华慈培养的高足看来，是不值多谈的常识而已，而他在课上呼吁博士生们一定要重视研读中国历史档案时却是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布置的期末作业也是要学生利用清宫档案写一篇论文。有一次他还点着我的名说：“Miss龚，你们中国大学历史系就是这样通过读历史档案培养人才的吧？”我很惭愧，自己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哲学，是孔飞力的课才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清宫档案！

孔飞力在课上对钟人杰案有很深的解读，我私下里问他：您为什么不利用这份档案，写一本像《叫魂》那样的利用中国朱批奏折的姐妹篇呢？孔飞力笑了，意味深长地说：我要把这个课题留给我的学生去写，我希望我的学生当中有人来完成。他动情地说：人家只看到我写出来的书，其实我的时间和精力有一半都花在教学、花在培养学生上！来自中国高校的我闻听此言，很是感慨！教学和科研并重、相长是很多如孔飞力这样优秀学者、教师的职业操守，他们爱学生。孔飞力在上“阅读中国档案”课时在黑板上写错了繁体字，学生们立即友善地帮助他纠正，他笑着自嘲“电脑键盘敲多了，都不会写字了”他上移民史最后一堂课时，自掏腰包买了许多好喝的饮料和好吃的点心来招待学生。他的最后一本专著《他者中的中国人：现代海外华人移民史》就脱胎于他的讲课稿。孔飞力还“入世”很深，有一次居然还“翘课”去新罕布什尔州为民主党人克里站台拉选票！孔飞力看起来“好说话”，实则原则性很强。我曾向他提出可否查阅东亚系的档案，做一个机构史研究。他一口回绝了，因为档案中牵涉到很多教职工的考评，属隐私不便公开。